這是一篇好文章, 相信這也是兩部好電影, 表達的是歷史的悲劇也是人類的史實, 更重要的表逹人性的不同點和哲學, 我很感謝上帝賜給人類有不同的性別-男與女, 父親與母親, 他們扮演的角色實在是非常的不同, 又缺一不可, 一個好的家庭這是缺一不可的元素, 但這個奇怪的世界卻要捨棄這些, 把同性戀合法化, 以後會有更多的被都是父親教出來或是母親教出來的, 但不是完整的, 想像一下世界會多亂,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若有持不同意見者, 請一笑置之吧 美滿

笑給天看∕ 吳念真

生平最喜歡、最愛看可也最怕看的電影，

是義大利新寫實主義代表作之一的《單車失竊記》。

說喜歡，好像也講不出什麼偉大的道理，就是有感覺、有共鳴、百看不厭；

說怕看，則是因為每看必哭，而且隨著年齡增長，自制力不增反減，

看了會哭的段落還一次多過一次。

電影的背景是二次大戰結束後戰敗國的義大利。

失業的爸爸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貼海報的工作，不過必須自備腳踏車。

媽媽當了棉被買了一部，沒想到開始工作不久，腳踏車就被偷了。

爸爸帶著兒子到處找，沒找到。最後，爸爸決定也偷別人的。

最後的結尾是：在兒子的注視下，爸爸失手被逮、被責打、被奚落、被侮辱。

整部電影只有一個雰圍——貧窮，以及求生。

之所以有共鳴、有感覺，或許是電影裡的某些細節，

根本就是自己生命記憶的重現。

比如，進當鋪當棉被，卻發現當鋪裡的棉被堆積如山。

比如，爸爸找不到車子，肚子也餓了，

竟然帶兒子進餐館，把身上所有錢全部花光。

哦，對了，媽媽在生活最絕望的當下，竟然跟人家借錢去相命，

所求的只是相命師的一句話：未來會很好！

是這些細節的緣故吧？讓我年輕的時候覺得義大利真像臺灣，

現在當然知道——只要是貧窮，都有同一個面貌，不管在哪裡。

不同的，或許只是面對貧窮的態度而已。

面對困境、抉擇、生存關鍵的「態度」可美、可醜；

可以堅定、可以柔軟；可以剛烈，卻也可以逆來順受。

記得以前看過另一部電影，紀錄片，南美洲的國家，農人窮到活不下去了，

組織起來去打游擊。導演的角度放在這些農民身上，一個農民的領導者說：

我帶引大家跟上帝祈禱，請祂賜給我們麵包，祂一直不給，

所以，我只好帶大家去要！

鏡頭一直留在那樣憨厚、純樸卻又堅定的黝黑臉上，

留在握著土槍的那雙厚實、龜裂、指甲縫滿是泥土殘留的手掌上。

但，讓我無法忘懷的，卻是那些在農民臨行前一起磨麥子做麵包，

好讓他們路上不要挨餓的婦人。

她們臉上毫無表情，邊做麵包邊拉開衣服餵小孩吃奶，熱麵包出爐，

還要趕走虎視眈眈的小孩，然後把麵 包塞進 先生的懷裡。

而電影的最後，我們看到去軍營把屍體領回來的，也是這些婦女。

電影沒拍，但我們絕對可以想像：

未來把那些看著麵包出爐卻被驅趕開的小孩養大的，

也還會是這些面無表情的婦人。

其實，這樣例子到處都有。

臺灣當然也有。只是當我們閱讀史料，

心裡不捨那些在混亂恐怖時期犧牲生命的菁英的同時，

我們經常忘記是誰把他們的孩子教養成人？是誰撐起那個殘缺的家庭？

當然是一群婦人，只是我們通常不知道她們的名與姓。

遠的不說，說近的的吧。幾年前去南部拍電視節目，田裡女人在施肥，

問她們說先生怎麼沒來？

她們說：「在忙啊！」忙什麼？我問。

她們一本正經地回我說：「忙著在大樹腳譙政府！」

去年母親過世。

她是一個記憶力超強，又善於講故事的人。

經驗中，有一次才剛在樹下聽男人們說完村子裡一個值得尊敬的人，

在二二八事件中如何在火車裡被抓，說他如何有學問待人、如何仗義等等；

回到家裡，卻聽見媽媽在跟別人說那個男人的太太，

說的卻是她如何用許多碎布縫成漂亮的被子，

如何要小孩改吃當時比米便宜的麵粉食品，

以及，如何拒絕校長要他們家小孩繼續升學的勸說，

理由是：「書念多了，腦袋會跟她們父親一樣，黑白想。」

難怪自己有時會持平地自省：

男女在面對同樣的困境時，態度的差異到底在哪裡？

我簡單的歸納是：

男性想到的似乎是如何打破困境，女性則想著如何帶引大家度過困境。

父親在礦業蕭條時期受傷住在醫院，午後醒來，

望著窗外忽然悶叫一聲：「天無天理！」
而同一個時候，在礦場挑石頭打零工的母親卻說：「再艱苦也要笑給天看！」

這是家裡的例子。

最近正在寫一個舞台劇本，寫的是臺灣阿嬤生活的點滴，

想以她生命過程中經歷的幾個男人面對時代、文化變遷以及困境當前的態度，

來對照她那種看似軟弱但其實堅定，看似無為其實穿透一切，

看似無言其實令人感受深刻的動人形象。

在此同時卻讀到先覺出版社寄來的一本書稿《佐賀的超級阿嬤》。

閱讀過程的心情一如第一次看到《單車失竊記》，

差異只是前者輕快明亮，後者凝重深沈；

前者的主角是阿嬤，後者的主角是爸爸。

阿嬤以逆來順受、樂觀包容的方式面對貧窮，

爸爸則選擇以無力的報復面對困境。

同樣的時代，同樣的戰敗國，面對同樣的貧窮與生存，卻有不同的態度，

差異彷彿無關國籍，只在性別。

讓我們一起想像，一九四六年夏天的某一天，戰爭結束不久，

在義大利一個父親牽著兒子的手滿街找腳踏車的同時，

日本佐賀有一個阿嬤正在河邊撈起從上游市場流下來的菜葉，正開心地回家，

她的腰間綁著一根繩子，拖著一塊磁鐵，一路走，一些鐵釘鐵片正往磁鐵集中。

傍晚，當義大利的爸爸不顧兒子的哀求，正在打開別人腳踏車的鎖匙時，

日本的阿嬤正從磁鐵上取下一堆歹銅廢鐵，笑顏逐開。

當義大利的小孩驚慌無奈地看著爸爸被眾人責打、嘲弄的時候，

日本的孫子去看到阿嬤得意地跟他說：晚上有野菜雜炊可以吃，

是河濱免費超商送來的！

閱讀最大的樂趣無非與自己的生命經驗相互交換印證。

讀完最大的感想是：

我母親說，再艱苦也要笑給天看。

佐賀的阿嬤卻更犀利，她是：

再艱苦，也要讓老天笑出聲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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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丹佛大學的由來── 
 
好幾年前，哈佛的校長對人的錯誤判斷，付了很大的代價。

一對老夫婦，女的穿著一套褪色的條紋棉布衣服，而她的丈夫則是穿著布製的便宜西裝，也沒有事先約好，就直接去拜訪哈佛的校長。校長的祕書在片刻間就斷定這兩個鄉下老土根本不可能與哈佛有業務來往。

先生輕聲的說：「我們要見校長。」祕書很不禮貌的說：「他整天都很忙。」

女士回答說：「沒關係，我們可以等。」 

過了幾個鐘頭，祕書一直不理他們，希望他們知難而退，自己走開。他們一直等在那裡。祕書終於決定通知校長，「也許他們跟您講幾句話就會走開。」

校長不耐煩的同意了，校長很有尊嚴而且心不甘情不願的面對這對夫婦。女士告訴他：「我們有一個兒子曾經在哈佛讀過一年，他很喜歡哈佛、他在哈佛的生活很快樂。但是去年，他出了意外而死亡。我丈夫和我想要在校園裡為他立一紀念物。」校長並沒有被感動，反而覺得可笑，粗聲地說：「夫人，我們不能為每一位曾讀過哈佛而死亡的人建立雕像的。如果我們這樣做，我們的校園看起來會像墓園一樣。」女士很快的說：「不是，我們不是要豎立一座雕像，我們想要捐一棟大樓給哈佛。」

校長仔細的看了一下條紋的棉布衣服及粗布的便宜西裝，然後吐一口氣說：「你們知不知道建一棟大樓要花多少錢嗎？我們學校的建築物超過七百五十萬元。」這時，這位女士沈默不講話了。校長很高興，總算可以把他們打發了。只見這位女士轉向她丈夫說：「只要七百五十萬就可以建一座大樓？那我們為什麼不建一座大學來紀念我們的兒子？」她的丈夫點頭同意。

而哈佛的校長覺得很混淆和困惑。就這樣，史丹佛先生夫人(Mr.and Mrs. Leland Stanford)離開了哈佛，到了加州，成立了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來紀念他們的兒子。